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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历史概述(一)
北京旅行网   2011-8-31   来源:网络   字号:【  】【打印】【关闭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调集了占国民党军百分之八十的军力,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妄图速战速决,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
    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才能恢复国内和平。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充分相信,我们不但必须打败国民党,而且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党中央的正确论断。到1947年2月,经过八个月的英勇自卫作战,我军累计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六十六个旅,五十四万余人,非正规军十七万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能力,并使其迅速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狂妄计划宣告破产,不得不改变其战略方针,从1947年3月起,集中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三,重点进攻我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其中,进攻陕北解放区的兵力有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多人。
    3月13日,胡宗南率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向人民革命力量的心脏延安进犯,加上马步芳、马鸿逵的十二个师、榆林方面第二十二军两个师的策应,妄称要在三天之内占领延安。
    当时,我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六个旅,二万多人,数量上相当于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此,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作战。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

一、    中央工委时期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发展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前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率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工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领导下,率一部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下,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周恩来称:“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
    4月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等会合。
    4月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称:“从延安出发,中直军直共五千五百人,留河西者七百人。”“现决定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者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路线决定经五台前进,四月十二日可开始出发,第一批三千人分七个支队,每日出发一二队,大约行路十天,休息二三天,四月底才能过路。”由此可见,中央工委原来是准备前往太行,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
    4月5日,刘少奇、朱德率部三千余人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山西兴县,准备作短暂休整后继续经崞县前往五台。
    4月9日,刘少奇在兴县晋绥建军会议和兴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革命的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这个高潮的前夜。”他在会上宣布了毛主席、党中央仍留在陕北,在那里和群众一道坚持战斗,并指挥全国作战。他讲明了党中央决定成立工委,带领部分中央直属和军委直属机关向华北转移,正是为了适应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需要,为了尽快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从内线转向外线,从防御转向进攻,为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可见,中央工委的成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华北转移,决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和退却,而是伟大转变的开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稍事休整,并对晋察冀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5月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等会合。针对晋察冀解放区当时的情况,根据军区负责人的建议,刘少奇、朱德于5月10日致电党中央,建议改变原拟去太行的打算,中央工委留驻在平山。中共中央当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工作问题。”
    在此之前,4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正式发出了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的电报里指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这就是党中央委托中央工委的三项任务。

    (一)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晋察冀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在解放区建设方面成绩卓著,被誉为“模范根据地”,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战绩显赫,如发动和参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谈判和政协协议的签订,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新形势。为此,中共中央曾在1946年2月1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由于晋察冀解放区有晋察冀中央局的统一领导,有较为完善、较为系统的民主政权,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所以,抗战胜利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军事建设相对较为薄弱,甚至在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不如其他解放区积极果敢,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较其他解放区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多次向军区负责同志指示,要求尽快改变局面。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次向华北转移,就是带着帮助解决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到晋察冀解放区去的。为此,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前往晋察冀,协同刘少奇、朱德等帮助解决该区军事上的问题。他们到达晋察冀后,先后多次与中央局和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深切交谈,并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干部群众的意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说服动员工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那里的局面迅速转变。
    在中央工委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发动并取得了清风店战役、正太路战役、石家庄战役、平保战役等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钳制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解放区作战,尤其是石家庄战役,不仅是开创了我军运用攻坚战术攻克大城市的先例,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中央工委专门在晋县召开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大会,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党中央后被转发给全国各地参考。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奠定了基础,并为党中央在西柏坡建立进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安全可靠的屏障。

    (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自卫战争。《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影响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不断扩大,支援前线的负担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统一制定更加适合形势需要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月就曾做出决定,准备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准备。后来,由于延安失陷,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会议改由中央工委在工委所在地召开。
    l947年7月17日,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和代表107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各地贯彻《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土改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指导土改的政策本身不彻底;二是存在党内不纯的问题;三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明确指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上述财产。这就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制度,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民主革命的要求的,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对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虽然符合农村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但在执行中,曾发生过侵犯中农的利益等现象。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一场席卷封建势力的暴风骤雨,摧毁着中华半壁江山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中央工委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和指导着各个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开展。为了取得运动全过程的第一手材料,中央工委曾组成工作团,直接领导工委所在地平山县的土改和整党运动。工委自始至终与各地保持密切联系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各地运动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方面通报各地区引以为鉴。特别是当运动出现"左"的偏向以后,中央工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做了大量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使运动得以健康地发展。


    (三)建立华北财办,统一财经工作

    经过八年抗战和一年多爱国自卫战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为前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从自卫转向进攻,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地域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因此,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军需供给,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然而,抗战期间解放区的财政工作就存在既要大量养兵,并保障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准,又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保障群众的生活的矛盾。自卫战争爆发以来,又增加了分散的、落后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和交通落后与比较近代化大兵团作战之间的矛盾。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怎样才能保障长期战争的需要,直到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是摆在财政经济工作面前的严峻问题。中央工委受党中央的委托,承担了解决财政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组织各解放区的经济力量,全力支持革命战争的艰巨任务。
    在中央工委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统一领导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称:"为着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
    在中央批准中央工委留驻河北平山的同时,同意华北财经办事处和中央工委一起留驻在平山县,随即在峡峪村开始筹建办事处的工作。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将拟就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上报中央,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规程。
    《规程》指出:“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在中央及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统一华北各个解放区(东北暂不在内)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华北各个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行。”
《规程》规定:"华北财办的任务是:一,制定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二,审查各个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管理与调剂。三,掌握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四,指导各个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五,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六,审定各个解放区的人民负担。七、审定各个解放区脱离生产的人数及其编制与供给情形。八,审核各个解放区的财政预算,并作出必要的调剂办法。"
    由此可见,实际上,华北财经办事处是在中央工委直接领导下,行使着统一领导暂时除东北以外各解放区的一切财政经济工作的职能,也就是担负着为坚持长期战争筹措除东北以外各个战场所需的军需供给的艰巨任务。这也就是党中央赋予中央工委的一项重大使命。中央工委在它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不仅对支持革命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探讨了解放区财政政策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早在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通知,指出:"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状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会议于2月至5月在邯郸举行。会上,各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迅速统一之必要,并向党中央建议成立统一的财政经济领导机关。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4月,董必武在与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途中接到中央通知后,立即赶到邯郸参加华北财经会议。
    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问题,其中包括:
    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自给自足的方针,要保护和扶助群众发展生产,发展互助合作事业,实行公私兼顾,照顾群众利益,照顾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其他工作可缓办的缓办,可不办的不办,反对铺张门面,百废俱举,以致无限度地加重人民负担。财政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而必须从一亿四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
    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部队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
    要提倡科学的、精确的、合理的计算,细心审核预算和决算;要严格财经制度,反对漠视制度,一切都作机动处理的现象。
    部队的供给标准要高于地方,前方要高于后方,野战军要高于地方军。提倡艰苦奋斗,一切为了前线,向农民生活看齐。
    开源节流。要改进公粮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要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扩大征收面,减少累进率,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税收工作要与对敌经济斗争相结合;管理贸易要与鼓励发展生产相结合,做到既保证财政收入,又刺激经济发展。
    机关、部队生产,应以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为主,反对搞投机贸易。
    缴获的物资要归公,作为财政收入,严禁私自扣留和破坏行为。
    要对村财政进行整理,要由区政府统一规定其收支标准,由村民民主评议,经区公所核准,自筹自支,按期结算公布帐目。
    要调整战争勤务。要尽量节约民力,避免影响生产。支用民夫应有严格的制度,经过精确计算,科学使用民力。
    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对外是争取有利交换,对内是调剂供求,扶植生产发展。要加强管理,鼓励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
    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调节本币发行数量,防止物价波动。信贷工作要有利于群众生产和发展合作事业。
    出击部队的粮食等供给,应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办。新解放区的人民也要负担战争供给,反对"仁政"观点,反对"抓一把"的做法。
    1947年6月5日,薄一波将华北财经会议的上述决议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于同年10月24日批转各地。批示指出:“中央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的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应即坚决实行。”华北财经会议结束后,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都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去进行,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指导工作。董必武同志跑遍了华北五大解放区中的四个解放区,指导各地的财经工作,就地解决财经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为了准备发行统一货币,华北财办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并从各大区财政预算中筹集了一笔基金,为统一货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所需的军火军械的生产和供应成了军需供给中的突出问题,军工生产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为此,中央工委于1947年12月21日召开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兵工建设的总方针,这就是:兵工生产要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要以自力更生为主,照顾目前的需要,实事求是,长期打算。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当前兵工生产建设的布局、规划、组织管理和统一领导等问题,对加强兵工生产的组织领导,发展兵工生产,提高兵工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战争区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物资及军需供应运输量的大幅度增长,交通运输问题日益突出。为适应战争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解决交通工作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于1947年底召开了华北交通会议,讨论有关公路铁路和邮政建设,统一管理运河和加强兵站工作等问题,会议于1948年1月5日结束,讨论制定了交通工作的方针任务。这就是:交通运输建设应以支援战争为主,为着争取战争胜利,服从战争需要,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筑阳泉至德州和涉县至南馆陶两条铁路和四条公路干线,其中两条从西到东,西起陕甘宁,一条经晋绥、晋察冀到山东东端的海口,一条经晋绥、晋冀鲁豫到山东南部的海口;两条从南到北,一条从晋察冀到东北,一条经冀鲁豫到黄河边,供应南征大军。建立卫河和运河管理机构,统一治河工程、船舶管理,协调关系,统一运费及管理水上治安工作。加强邮政建设,逐步实现邮政工作企业化和专业化,统一邮政和邮票。加强运输工作,建立运输公司,实行公营、私营、合作运输同时发展的方针。建立统一的交通运输工作领导机构,加强业务领导等。
    华北财经会议以后,随着战争形势日益好转和后方工作的进步,各解放区的金融贸易工作有显著的进步。表现在对政策方针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倾向;逐渐从各自为政走向统一,取消了各区间的关税壁垒,调整了各区间的货币关系;经济阵地逐渐巩固,对敌经济斗争逐渐转入主动等。但也还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为了交流情况,总结经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于1948年3月15日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晋察冀、晋冀鲁豫、西北和山东的代表外,还邀请东北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整理地方货币,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指导对外贸易和组织各地物资交流等。会议通过了《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各地遵照执行。
    会议认为,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华北各解放区已有比较稳定的区域,为着更有效地支援战争,有必要和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建设。今后的中心工作,一是发展生产,一是支援战争,而有无力量支援战争,基本上决定于生产的发展。因此,除部分仍在进行战争的地区外,应以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金融贸易工作应为生产服务并与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会议指出,由于解放区已大体上联成一片,有必要和可能逐步从分散的地方经济走向统一的国民经济,商品经济将不断发展,商品市场将不断扩大和走向统一,迫切要求取消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
    会议提出了金融贸易工作既要为长期艰苦的战争服务,又要为迎接全国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做准备的战略指导思想。
    会议就货币政策、货币斗争、信贷、城市金融、物价政策、对外贸易、内地贸易、私营工商业政策等金融贸易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意见或做出了相应的决定。这对解决当时解放区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上存在的问题,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支持战争,以至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贸易工作做必要的准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建议两区合并

    中央工委存在期间在组织建设上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建议并组织实施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的合并。
    早在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就向中央提出了合并两区的建议。《建议》认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遭受敌人的封锁和分割,分别设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现在两区业已联成一片,并且相当稳定,继续保留两个解放区,"即显出其违反地理历史诸条件,严重妨害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完全人为的障碍。"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5月9日做出决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肖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宋邵文为秘书长。"至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两区合并,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建设、支援前线起了很好的作用,更为新中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塑造了雏型, 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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