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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夜尽迎曙绘蓝图
北京旅行网   2011-8-31   来源:网络   字号:【  】【打印】【关闭

    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运筹和指挥了伟大的战略决战;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完成了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敢于胜利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日暮途穷,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宣称,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保全国民党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接着在桂系等逼迫之下,无可奈何地于21日宣告“引退”,回到老家奉化,在幕后操纵军政大权,由李宗仁代总统,出面同共产党和谈。
    蒋介石玩弄的这一“和平”把戏,本是缓兵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因此,他下台前就对战争进行了部署;“引退”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总揽军大权。因此,有人说,李宗仁是代而不理,蒋介石是退而不休。
    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致电毛泽东,表示“即愿开始谈判”;另一方面,又向印度大使表示: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四川和云南两省,西藏、甘肃、青海这些中国内陆的边远地区,以及新疆和西藏这些广大领土,共产党势力还未到达,即使共产党南下,他还可以退到重庆,继续和共产党对抗。怀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他和谈的腹案,当然是“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对此,蒋介石亦表示首肯。
    扶蒋失败的美帝主义,是这种分裂中国“划江而治”构想的谋划者和支持者。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进一步发展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色彩,甚至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说什么“兵犹火也”、“佳兵不祥”。某些地方实力派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把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重新提了出来,企图在国共和谈中造成“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裂土自保。
    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半途而废。为此,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他还用《伊索寓言》农夫与蛇以怨报德的故事,形象通俗他说明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粉碎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并针对少数人的模糊和动摇,强调:“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为了坚定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49年1月6日至8已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断言:我们已经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并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做好应付包括美国出兵在内的任何事变的思想准备,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他说,虽然三个月来美国政府的态度有某些变化,但“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强调“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小”。
    根据上述精神,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上述文献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胆略和气魄及洞察事变发展的远见卓识,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纲领,是解放全中国,统一全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请接见各方面人士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在西柏坡先后致电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马叙沦、蔡廷锴、郭沫若等。就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征求意见,并欢迎他们北上,得到热烈响应,并陆续到达解放区。原准备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议,后由于平津的解放,会议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信宋庆龄,祈望她北来,参加新政协,并请她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同时,邀请张澜、黄炎培等由上海途经香港北上。另致电侨居海外的司徒美堂、陈嘉庚,早日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和实现国内和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在这里接见了各方面的人士,同他们进行了诚恳交
谈。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二位将军由北平飞抵石家庄。下午7时由杨尚昆等接至西柏坡。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瞅着他的40万大军开出北平,心里仍然七上八下,无论如何要亲自拜见一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共领导。中央答应了他的要求。
   邓宝珊将军,原为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抗战时期一直驻扎在榆林,与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相邻多年。有一次,邓到西安路过延安时住进骡马大店,毛泽东听说后,亲自去拜访,并请他到中央机关另行安排食宿。他又是傅作义的好友,这次北平和平解放,他跟傅作义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傅委托他为全权代表,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傅作义、邓宝珊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热情欢迎。周恩来握着傅作义的双手说:“博将军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放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接着又讲了国共合作、分裂的利害关系的历史,使傅作义深受教育。
    随后,一辆吉普车由南开来,停在客房门前,傅作义等听到车响,慌忙迎出。只见毛泽东正从车上走下来。傅作义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毛主席赶上前来,紧紧握住傅作义微微颤抖的双手。良久,傅作义才对毛泽东说出了第一句话:“我有罪”。
   “谢谢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毛泽东对他说。
   走进会客室,毛泽东又说:“北平和平解放最好,如果打起来,大量官兵伤亡,家庭要遭破坏,特别是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名城若破坏了,我们的子孙会骂我们的,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
    傅作义内疚他说:“我戎马一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
   “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毛泽东认真而又诚恳地劝说道。接着又说:“……将来可以在政府里工作,宜生,你愿意做什么?”我想我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套一带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傅作义答道。接着毛泽东问道:“你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吗?那黄河套水利工作面大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更能发挥作用吗y之后,毛泽东又握住邓宝珊将军的手说:“八年抗战,先生在榆林支撑北线,保护了我们陕甘宁边区,为德之大是不能忘怀的。”
    同行的还有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这是李宗仁为了试探共产党对和谈的底细组织的。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毛泽东向他们一一问候,并表示热情欢迎。他说:“你们为和平而来,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说完,毛泽东上前握住了邵力子的双手,与他共同回忆了重庆谈判时的情景,并对邵先生在重庆的关照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代表团与周恩来进行了两次会谈。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积极的结果。24日,代表团飞抵北平。27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回到南京。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接触,实为北平谈判的前奏。3月下旬,国共双方分别组成了张治中和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正式代表团。4月1日,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双方代表经半个月的会谈,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此前,白崇禧征得李宗仁同意,还曾派他的幕僚刘仲容前往解放区。据刘回忆,“到了北京,我把白所说的‘力劝中共不要过江’转达
给毛主席,并汇报了白崇禧之所以这样做,是受美国人指使的。不久,我带着毛主席提出的条件回到南京,告诉李宗仁。”条件是:“1、我们过江,李宗仁不要动,他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总统;我们不难为他;2、和谈成功,我们欢迎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来,……我们和谈的目的是少牺牲,少损失,……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来,还是不来,由自己选择。只要谈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希望李宗仁摆脱和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刘仲容返宁后,白崇椿不同意上述条件,坚持“划江而治”。4月15日,刘又到北平把李、白的态度报告毛主席。毛说:“我料也是如此嘛,那没办法,我们非过江不可。”
    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绘制建国蓝图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要求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中分别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务须避免乱抓乱碰,把这个中心任务忘了;阐述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矽卜交诸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强调中国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要警惕骄做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几条没有写进决议里的重要规定:1、不作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以人名作地名;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会议期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大会作了重要讲话和发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批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蓝图。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开完二中全会,党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也准备要迁往北平了。临行前,毛泽东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和警卫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要进入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毛泽东又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繁荣富强。
    早在1948年底,毛泽东就曾向准备执行接管平、津任务的薄一波等谈到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他还向其他领导同志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中央机关移驻北平前,又重提这一点,足见毛泽东对于共产党执政后,怎样预防“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做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
    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基本结束。开始了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更伟大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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